2022年10月25日，《检察日报》第七版刊发《准确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》一文（以下简称《准确》一文）。文章认为：“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不以主观恶意为条件，即便行为人主观上持放任或善意态度，但事实上实施了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，也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”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共两篇,十五章,四百五十二条,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一字。刑法典全文提到“恶意”二字，共两处，在第一百九十六条“信用卡诈骗罪”，原文是“（四）恶意透支的。前款所称恶意透支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。”此外，刑法典再未使用“恶意”二字。由此可见，因“恶意”而入罪，是刑法典明文列举的。那么“善意”呢？通过检索发现，刑法典全文未出现“善意”二字。也即是说，刑法一共469个罪名，但却未将任何“善意”行为列入犯罪加以打击。传统理论，主要从“故意”（直接故意、间接故意），“过失”（疏忽大意的过失、过于自信的过失）的角度探讨犯罪主观方面，很少从“善意”和“恶意”的角度去探讨，对此也无定论。检察日报2022年10月25日的《准确》一文，开了主张、要求“善意入罪”的先河。因“善意”行为被追究犯罪，有先例吗？看新闻链接：“中国首例“安乐死”执行者：被捕入狱5年，事业尽毁代价惨重”。1986年6月23日，儿子王明成将两年前被诊断为“肝硬变腹水”的老母夏素文送进汉中市传染病医院，这位老母亲腹部肿胀严重，下肢水肿、褥疮、大小便失禁，整个人骨瘦如柴。医生蒲连升对其诊断后，当日就开出了病危通知书。病人呻吟不止，坐卧不宁，难受得用头碰床头，甚至还喊道“让我死吧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”对此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只能给夏素文注射安定，帮助她入睡。“病人送得太迟了，已经不行了。”对于这一事实，医院和病人家属都了然于心。儿子王明成看着母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于心不忍，他跪求蒲连升采取一些措施，让夏素文早点咽气，免受痛苦。儿子跪着说“行行好，让我妈咽气吧”，然后又掏出一份事先写好的免责书，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犹豫再三的蒲连升开了一张处方，上面只有一种药——复方冬眠灵。蒲连升在处方上注明了“家属要求”，王明成也签了字。6月29日凌晨5时，夏素文在相对体面的昏睡中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也成了我国首例实施“安乐死”的病人。老母夏素文死后3个月，儿子王明成、医生蒲连升双双被捕，涉嫌罪名“故意杀人罪”，在被关了492天后，1991年4月6日，法院宣告蒲连升、王明成无罪。但检察官并不认可无罪判决，提出了抗诉。一年之后，二审法院终审判决：蒲连升、王明成无罪。这个结果，蒲连升、王明成等了5年。上述首例“安乐死”判例，历经漫长的曲折，无尽的争议。按照现行《刑法》这个“本本”，儿子和医生涉嫌了故意杀人罪。但因为嫌疑人的动机和主观方面的确出自“善意”，最终，最终法官的智慧战胜了检察官的“本本主义”，更深的法理战胜了浅薄的法条，“天理”战胜了（检察官的）“官威”，法官将个案正义（善意）优先了普遍正义（法典）。“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利！”基于“善意”的行为究竟应否入罪？先让我讲一个反面的故事：
在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时期，大壮是东德士兵，守在柏林墙边，他的任务就是根据东德法律，枪杀一切准备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的老百姓。1982年2月夜晚，22岁的东德青年小明，在翻越柏林墙时被大壮一枪爆头。1989年底，柏林墙被推倒，东西德统一。1992年2月，大壮因开枪射杀了小明而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审。大壮的律师辩护称，大壮是执行命令的人，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最终，柏林法庭采纳了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，判处射杀小明的卫兵大壮三年半徒刑，不予假释。法官西奥多.赛德尔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：“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，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，明知他无辜而杀他，就是有罪。我们永远不应忘记，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，还有‘良知’这个东西。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，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，不是法律。回到开头提到文章，群众的监督、舆论的监督，是完善法治、走向文明的重要一环，如果把人民群众基于善意所发布、转发的网络消息也作为犯罪加以打击，不仅法理不通，而且良知难容。“善意入罪论”，那不是“枪口抬高一寸”，而是架起机关枪无差别地尽情突突。法学史上，历来有“恶法非法”与“恶法亦法”的争论，且难有定论，江海一笑想说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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